不信者的批评更有价值

庄子与惠子著名的“濠梁之辩”,惠子为不可知论者说出了商标式的一句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虽然当时就被更为强大的辩论高手庄子打回了原形,庄子认为,如果惠子遵守他的逻辑,就不应该问话,人与人就无法交流。因为谁也都不是另一个人,另一物种,以此为原点,每个人的判断都成立不了,就算我有资格说自己的感受,可是听众并不是我,所以也接受不了。
  不过,诡辩者往往更有文采,当然,庄子的文采无人可及,可是惠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过于诗意,所以后人反而忽略了他在庄子面前的失败。“子非鱼”成为相当多人的网名与笔名———其中有一个我的前同事。这种“子非鱼”逻辑相当容易上手,现在几乎成了万用灵药,抵挡了所有批评,世界上只剩下自我批评可行了,可是明眼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自我批评这回事,它只不过是自我表扬的官方说法罢了。
  没有刻薄的、尖锐的、直奔七寸而来的批评,一般来说就不是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若用批评来衡量,是这样的,野蛮社会不批准野蛮的批评,文明社会才允许野蛮的批评。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阿兰·沃尔夫最近在美国《高等教育年鉴》杂志的文章《信仰的疆土》,说到了“子非鱼”的诡辩逻辑依然是对当下批评家的有效咒语,对那些不信教、也不准备信教的批评家,有宗教人士认为他们的身份可疑,因而可以断定批评是恶意且无效的。阿兰·沃尔夫说,这一切争论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非基督徒能否成为基督教专家?”也就是说,一个不信者能否成为某种信仰的最有力批评者?
  当然,答案是可以。事实上,不信者的批评才更有价值,信仰者本身只会为自己的信仰辩护,把一切怀疑都当成敌意。“子非鱼”的身份隔绝并不是批评家的软肋,而是成为批评家的要件之一,只有与被批评的对象保持足够的距离(像人与鱼的距离那么远),批评才有用。
  阿兰·沃尔夫的观点重新把真正的批评家置身于危险境地,传统意义上的批评家是以整个社会作为对象的,这说明他必须成为让多数人不开心的少数人,他与一切强势的信仰都保持距离。好像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描述的那样:“我让多数雅典人生气,你们应该知道,这才说明我是神送给你们的牛虻,叮咬你们,让你们痛。”众所周知,怕痛的雅典人不领神的情,将坏了大家兴致的苏格拉底毒死了事。
  批评家的悲剧就是如此,你若软绵绵的没有硬度,在精神上早已死了;你若真有用处,触怒一下信仰,肉体就会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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