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没有“和稀泥权”

原来很迷“电台司令”乐队时,对他们一首得意洋洋的歌印象很深,它回环往复唱一句话“万物都在正确的位置”,现在想来,这不就是描写和谐社会本质的一句话 吗?曾经也有中国人说过好朝廷不外乎是“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看来和谐这种东西并不深奥;每个人都做该做的事,就又和又谐,不需要中国的人权专家上 升到“和谐权”,大家也能理解。当街随便抓个老百姓,问他“官员能不能贪污?百姓该不该倒灶?”我想,不要用刑,他也能说出正确答案“不能!”、“不 该!”。和谐就是人的本能,有些专家把它搞得太复杂,目的很简单,就是抢占解释权,你说的和谐,全不算,我说的才是,而且我还要把和谐权逐渐演化成“和稀 泥权”。
    前段时间,厦门市文联主席、著名朦胧诗人舒婷女士亲自去派出所办户口,在没有透露身份的情况下,警察及时办完了,她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写了封长长的感谢 信,送了本签名的新书给警察。当地媒体迅速跟进,大标题、大新闻、各方反应、感谢信全文披露……这么大的架势,就是警察做了件该做的事。一度我以为舒婷的 人生观改变了,出了个这么阴损的招数,好像在嘲讽警察做好本职工作的概率像中彩票一样。当然舒婷是不会改变的,她的本意还是在歌颂“真善美”,亲眼见证了 和谐社会的一片树叶而已。下次写感谢信,建议用她擅长的诗歌体裁,方便经常朗诵,也更有利于谱曲演唱。
    其实,舒婷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2月17日,《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广州治安五年来最佳 人大代表建议提高公安待遇》验证了这点,在视察了几天广州各区以后,人大代表认为广州治安好转,因此“省人大代表罗国民表示,公安工作常常直接面临危险, 因此他将在提案中建议提高公安人员待遇。”(我上广东省人大的官方网站查询,并无罗国民的详细资料,不知他是哪片选区的选民选出来的),广州治安之差长期 全国闻名(找流动人口多这条理由来搪塞,也越来越站不住脚),现在就算是治安好转,也是从一个相对低的起点开始的,可能和全国其他治安好的城市比,仍然是 差的。
    罗国民代表的“加薪”提议之不合理很多人都看得出来,治安一好转,还没有观察一段时间,就开出了支票,那么原来治安不安的时候,青年孙志刚站着进来,躺着 出去的时候,罗国民代表应该有的问责在哪里?降薪提案又在哪里?罗国民代表不仅违反了对等原则,更是站错了位置,在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代表选民的人大代 表对治安是不会知足的,他是代表选民去挑剔警察有什么不足的;而加薪要求,是警察工会的事情。
    罗国民代表的“加薪”提案之危险在于它使警察偏离了正确的位置,把治安维持好,这是警察基本的职业道德,在“加薪提案”的暗示下,变成了警察难以企及的道 德高杆,一摸到就得给糖。这种和稀泥的做法,不仅背弃了选民的利益,也侮辱了那些称职的警察。我建议罗国民代表也听听“电台司令”的“万物都在正确的位 置”,把自己代表的位置找对了,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功过不能相抵

近四十年来,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12月11日去世了。他的复杂性从其去世前后智利国内截然不同的反应可以看得出来,既有支持者彻夜在他所在的医院外祈福,也有反对者开香槟庆祝他的死讯;现任的女总统巴切莱特,她是皮诺切特时代的囚犯及流放者,表示不出席他的葬礼,但是会派国防部长吊唁;绝不会给他前国家领袖的规格,但是却给他前军队领袖的荣耀。这种小心翼翼寻找平衡点的做法,就说明皮诺切特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
    1973年军事政变上台的皮诺切特,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制度拥护者,甚至有辩护者说,不是因为当时左翼领导人阿连德有违宪嫌疑,军事政变是不会发生的。他上台以后,允诺将智利变成一个富强的民主国家。他重用留美的“芝加哥男孩”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在成功地私有化之后,智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了被著名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称为“智利奇迹”的稳定增长。
    而为了推行民主体制,他甚至用了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据说他暗杀了一批智利左翼政治人物(左翼人物一度走私军火进行武装斗争);他于1980年制订通过了智利新宪法,明确规定总统及议员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同时定下了他还政于民的时间点:1990年。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智利在他17年的统治期间成为(至今还是)南美洲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国家。在欧美政坛被视为完人的撒切尔夫人毫不讳言地赞赏皮诺切特,认为他是真正把民主带给智利的人。
    用专制推行民主,用铁腕扑灭反民主的人,他与其他独裁者的追求刚好相反。但是他逮捕的十多万人,以及其中涉及的酷刑、暗杀,却使他的人生在接下来的16年里,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先是流亡英国,随后在1998年被逮捕,遣送回智利以后更是随时面临牢狱之灾。他的主要罪行,根据专门调查皮诺切特统治期间侵犯人权事件的“雷霆报告”(Rettig Report)指认,共有2095人的死亡牵涉到皮诺切特。
    皮诺切特的“过错”与“功劳”相比,用功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7年里2095人的非正常死亡换来国家长久的民主制度及经济进步,成本小得很嘛。可是文明社会没有“功过相抵”这种逻辑,“功”是一个政治家该做的事情,大家相信你,把权力给你,不是让你吃闲饭的,而胡乱杀人这种“过”却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行触犯的底线,只要犯了一件就得接受审判。比如有个人见义勇为,救过九个人的性命,后来检察官发现他残杀过一个人,这时候,法官不能对那些寻求正义的人说,你看,他的功过相抵还赚八条人命呢,我决定当庭无罪释放。世界上没有这种法官,所以杀人之“过”是没有任何“功”抵消得了的。
    智利的法官采取巧妙的策略,不停地以皮诺切特的健康状况欠佳为由,批准延后开庭,其实一直到他去世,庭审都没有完成,从法律角度来看,他算是以非罪之身入土。皮诺切特自己知道功过不能相抵,欠死难者一个交代,在他去世前的十来天,他的妻子代他宣读了一份声明,表示他愿意承担任内的所有行为的后果。后来,他就及时死掉了,让恨他的人,爱他的人,都不至于太失落、太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