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作协辩护


    作协这个神圣组织,很长一段时间来,有人在丑化它,似乎看起来成了神圣小丑组织。嘲弄者的理由很可笑,说全世界只有我们的作家要抱起来,养起来,领工资,混级别。在我看来,这纯粹是嫉妒,没混进作协,难免饥一顿,饱一顿,对那些从此饮甘餍肥的人,有醋意是自然的。他们的论据也站不住,我们这个国家还养猪最多呢,也没见他们抱怨,事实上,猪的存栏数一旦少了,肉价就赶超稿费了。
    就像要有国家储备肉一样,政府如果不把作家们养起来,肉价就压不下来——对不起,最后一句话写错了,我的意思是说,那样就没人搞创作了。有志进入作协的人,千万不能像我这样老写错话。只要你创作严谨,就是年轻,也可以加入作协,铁凝主席上台以后,据说大力提倡年轻化,这个方向是对的,创作与磕头一样,都是体力活,年轻人做起来比较有朝气。9月24日,2007年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名单揭晓,深受拥戴的原创作家郭敬明众望所归,成为会员,他的推荐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郭敬明是‘80后’作家中最突出的代表,在青少年读者群中极具影响力,他的作品写出了这个时代文学所具有的新的品质和感染力,其影响力和文学的水准都足以使他具备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资格。”
    很失望,我看了好几遍榜单,没有发现我自己的名字,看来也不能托大,我决定带着我的作品,去找找郭敬明的另一个推荐人,王蒙老先生,不知他法眼开不开。我的作品虽然与郭敬明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自认为入会也是够格的,我写了很多,就只让王蒙先生看三部吧,他老人家现在眼神不好,不能让他太累了,分别是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题目待改,夹杂英文,不太符合主旋律),还有时评作品集《且介亭杂文》——你说什么?我这全是抄袭鲁迅的?你们大人的世界真复杂,有本事你也去抄呀,郭敬明不那么努力地抄,怎么会有“这个时代文学所具有的新的品质和感染力”?不要跟时代过不去嘛……
    再说了,嫉恶如仇的王蒙也表态了,进作协又不是选“道德楷模”,跟鞋匠还是要有不同的。不要那么较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抄袭都干得这么漂亮,以后还有什么难事?我看都不需要过渡期了,直接当上海作协主席得了。中国文化不进步,就是有太多人吹毛求疵,只有破坏性,没一点建设性,抄也有建设性呀,它是在向大师致敬,是在练习语感。还有,前段时间,铁凝主席为贾平凹当主编的《美文》题词,“风华正茂”的“茂”字里多写了一点,草字头下面的“戊”变成了“戍”,就这一点屁事,有那么多唯恐天下不乱的批评,还好铁主席知道,最大的轻蔑就是不予理会。结果呢?树欲静而风不止,逼得书法家贾平凹出来为这些愚民上书法启蒙课,他说“在书法中,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因此铁凝没有写错字。”
    在我看来,铁凝不仅没有写错字,还别有深意,她分明是在指示:“多一点风华正茂”——我有这个独到的发现,不知能否破格加入作协?我有这个急迫感是因为社会太纷扰,什么鸟都有,只有作协,才有王蒙、贾平凹和郭敬明这样老中青三代好乌——最后一个字,由于追求书法艺术,少写了一点

这样才能传教

一、

上面这张是美联社发自缅甸仰光的图片。
在佛教国家,独裁的军政府开始杀害、殴打、逮捕僧尼时,它的存在基础就彻底垮了,就算这次镇压下去,可能不要过多久,昂山素季就能获得自由了。
在这几天,可能很多人希望自己是缅甸的佛教徒。
在以后的日子里,对缅甸的僧尼,大家可能都不会说出轻慢的话。因为他们证明了自己有菩萨心肠,有救苦救难的慈悲。
宗教徒只有靠美德才能赢得新信徒。

二、

老婆上班的地方新开了家素菜馆。老板是个基督徒。
第一次,第二次,在吃饭时,老板都要来传教。脾气很好的她最后也忍无可忍,说,我吃饭时,不希望别人打扰我。
她以后再去吃时,老板就臭着一张脸了。
什么时候,一个素菜做得不错的基督徒餐馆老板才知道,把菜做得比别人好吃,不打扰客人的进餐,才是最好的传教?
虽然不同信仰,但愿中国数量庞大的基督徒能从缅甸僧尼身上学习正确的传教方法。

没用不如打飞机

转一篇土摩托的文章,这是他本期写厦门PX事件中相当有价值的两段。多年前,卢跃刚在险境中阻止了三亚成为“化工旅游城市”,这个小概率事件及卢跃刚过人的胆识,保留了我们的信心。可惜,朱伟删除了这些文字。

土摩托来厦门采访时,情境相当困难,赵玉芬院士及厦大其他知情老师,在压力之下,已经不见记者了,土摩托相当失望。后来他在北京采访,连国家环保局也不愿意见他了。我和他聊天时觉得,他的采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保护环境变成这么险恶、人人自危的事情;而应该向公众彻底公开的环评报告,却像国家机密文件一样,难睹真实面目。这正是我们国家环保的可怜、可悲、可耻之处。

虽然冒天下大不韪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只要动用国家力量,完全可以把厦门PX项目包装成天下最环保的项目,再次强行上马。如果破坏环境的势力如此之大,那么,赵玉芬院士、105位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市民、及时报道的相关媒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反而显得更为重要,是他们使PX项目整个过程彻底纪录,谁反对、谁支持、谁蛮横、谁肮脏,白纸黑字,任何时候都可以翻出来看,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为证据。这些纪录是衡量中国环境政策的风向标,如果两万厦门民众的声音仍然被漠视,那么科学发展、大国的环境责任,等等,可视之为空话。

几个月来,我越来越能体会赵玉芬院士几年来单兵作战的悲凉,因为不停有朋友对我说,“没用的,陈由豪势力大着呢!”、“没用的,知识分子成不了事的!”、“没有的,这是派系斗争!”、“没用的,谁谁谁心狠手辣!”、“没用的,让我们办本杂志玩吧!”、“没用的,有时间读读经典著作吧!”、“没用的,不必沉到现实的烦琐当中吧?”、“没有的,要写一点能流传下去的文字!”、“没有的,有时间赚点钱吧。”……在厦门市民散步以后,争取到了厦门全市重新环评,“没用的”大合唱照样天天上演,你书房里人类文明的所有精华,不过是让你文化地感叹一声“没用的”,欣喜于当阴谋论的注解,那么,搞本黄书打飞机还更让人尊敬些。

还好厦门市民有足够正常的思维:既然有我们不知情的危险项目上马,那我们就表示自己的不同意吧。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知识分子、政协委员、理智的官员、负责的媒体、厦门市民,大家都摊了牌,对厦门PX项目说:不!我们不能让你破坏我们的环境。剩下的那些玩家,就只得亮牌了,不能继续玩阴的。如果你有足够的恶,那么,就把PX盖在这座火山口上吧,再用你的臭味羞辱市民。到时看看,是这座伟大的城市长久呢,还是你的工厂坚固。

大家都有力量,这才能和谐。

好了,接下来请看土摩托的文章吧。


休斯顿PK三亚

土摩托 @2007-9-25 18:07:01 

这期三联有我一篇文章,写厦门PX事件。

这篇报道之所以拖了这么久,就是因为国家环保总局一直拒绝接受我的采访。我觉得这个报道必须有他们的发言,但我前后给他们发过4次采访申请,都被他们用各种原因拒绝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也没有按照一些人建议的那样,去他们门口堵,这是我的错。

也许我确实不适合做这类报道。

最后出来的结果我不太满意,大家只能凑合看了。

被删掉了两段。本来我打算用这两个典型的环保事件做一个中外对比,但显然这样的对比不合国情,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能力阐释这样复杂的事情。

贴在这里给大家看看吧。仅供参考。

三亚保卫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农业发展迅速,急需化肥。当时中国每年进口2000至3000万吨化肥,花费了大量资金。中石油决定利用北部湾莺歌海盆地发现的东方1-1型大型油气田出产的石油和天然气,在海南岛建立一座大型化肥厂,预计年产量将是亚洲第一。

包括三亚、八所和洋浦在内的几个海南县市参与了对厂址的竞争,但其中决心最大的要数三亚市。这个海南岛最南端的城市急于摘掉贫困的帽子,开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三亚的市长们甚至在国家纪委对面的贵州饭店住了一年,轮流值班,游说有关部门,终于获得了成功。1996年,国务院决定该项目建在三亚市西北方向的梅山镇,距离三亚市中心62公里。成都化工部八院完成了该项目的环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1995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来到海南省。他为了研究“洋浦风波”和海南建省的情况,在海南住了一年,几乎走遍了海南省的每一个角落。1996年初,卢跃刚看到这个大化肥项目的论证报告,立刻产生了疑问。“为了让化肥厂落地,三亚市居然把城市定位改成了‘大型化工旅游城市’,太荒唐了。”

卢跃刚决定阻止这个项目落地三亚。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拿出过硬的科学证据,这就要求他必须拿到那份环评报告。卢跃刚知道凭记者身份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哪儿有利益,哪儿就有冲突。”他找到了三亚的竞争对手洋浦县的有关人士,终于通过他们搞到了这份报告。

研究过后,卢跃刚注意到两个重要细节:第一,环评报告说梅山镇的风向是从大陆往外刮,废气不会影响海南岛。第二,报告认为梅山镇的洋流一直是向西的,化肥厂排出的废水也不会影响到三亚居民的生活。可是,凭借自己在海南岛将近一年的生活积累,卢跃刚认为这两个结论是错误的。成都“化八院”之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撒了谎,是为了让化肥厂“看上去”不影响梅山附近的著名的热带雨林尖峰岭,以及三亚的旅游标志景点-大小洞天。

卢跃刚请教了有关专家,得到了和他相同的观点。掌握了这两个重要的证据,卢跃刚心里有底了。

不过,做为《中青报》的资深记者,卢跃刚深知媒体的作用有限,必须配备足够的社会资源才行。他首先想到了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环保NGO-自然之友。通过朋友的关系,卢跃刚找到了该组织的理事长,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可没想到,对方的回答是:“我们只管得了(滇西)金丝猴,管不了大化肥。”

失望之余,卢跃刚只好求助于一家民间经济学组织-“天则经济研究所”。卢跃刚本人是这个研究所的创办人之一,在所里很有信誉。研究所的常务理事张曙光教授曾经参加过“海南发展战略”的制定,听了卢跃刚的介绍,立刻发表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卢跃刚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和张曙光的反对意见整理成一篇新闻调查报道,可《中青报》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刊发。不得已,卢跃刚把这篇报道缩成千把字的短文投给了《南方周末》,发表在二版的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文章见报后在海南激起了不小的反应,可全国性媒体却没有跟进。由此可见,当时国内媒体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程度远不如现在。

即使当时大批媒体跟进,又能怎样呢?卢跃刚经历过很多类似的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他知道,要想达到目的,必须有体制内力量的参与。他找到了前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后者听了十几分钟的汇报,又问了卢跃刚几个关键问题后,立即对卢跃刚说:“你用记者的名义写个东西,我会把它交给人大常委会讨论。”

卢跃刚回答说:“我会给你一个更强有力的东西。”

在此之前,张曙光就曾建议,让科学家参与进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新的环评论证。卢跃刚找到了北大环境科学领域的专家叶文虎教授,由他联络召集了一大批中国环境学界的有关专家,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书,列举了化肥厂将会遇到的6大问题。卢跃刚又找来专家,在天则所开了一天的会,对这份建议书进行了非常认真严格的论证。第二天卢跃刚亲自把建议书递给了曲格平。

如果这份建议书还不够,卢跃刚还有新的计划。他找到一个朋友,拿出100万人民币,准备自己组织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写一份全新的环评报告!

幸运的是,他不需这么做。那份建议书经过几次转手,最终到了人大委员长万里的手里。正好万里一年前到过海南,称其为“东方明珠”,他对海南省的环保有切身的体会。有了万里的反对,再加上一些更重要的力量的介入,这个项目最终没有建在三亚,而是迁到了广东省。

这场惊心动魄的“三亚保卫战”前后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究竟是谁领导了这次“战争”。“环保,不光是道义的问题,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卢跃刚说。

休斯顿保卫战

2004年夏天,姚明所在的休斯顿火箭队刚刚结束了一个令人失望的赛季。与此同时,另一场拯救休斯顿的战役却悄悄打响了。

休斯顿是德克萨斯州的石油重镇,市区外有许多用铁丝网围成的石油化工企业。铁丝网挡住了小偷和牲畜,却挡不住从工厂的烟囱里排放的有害气体。当地居民对此早有怨言,但德克萨斯州的环保部门却根据官方监测机构提供的数据,认定这些化工厂的废气排放符合州政府的要求,没有违法。

2002年,年轻的蒂娜•卡佩罗(Dina Cappiello)来到《休斯顿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担任环境记者。这份报纸不但是“姚迷”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更是休斯顿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报纸,有很好的口碑。这个卡佩罗毕业于乔治城大学生物学系,之后她去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得了环境和新闻双硕士。毕业后她做了几年自由撰稿人,专攻环境报道。来到休斯顿后,她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普遍存在的空气污染问题,但是,具有理科背景的她心里很清楚:没有确凿的数据,任何指控都起不了作用。

2004年,卡佩罗说服了报社领导,拨出一笔专款,由她牵头组织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公民记者”运动。她先是根据专家的建议,选择了休斯顿郊区最有代表性的4个社区,挨家挨户进行家访,征集到了112名志愿者。之后,她请专家给这些志愿者提供专业培训,教他们如何安装和使用空气质量监测仪(比如,不能让烤肉干扰监测仪的正常工作)。2004年 7-8月,她让这112名“公民记者”打开仪器,同步记录了3天。她把这些数据汇总起来交给休斯顿大学的专家,由他们进行统计分析,并和政府部门的数据进行了对比。

2005年1月23日,《休斯顿纪事报》刊登了卡佩罗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她访问了许多住在化工厂附近的居民,请他们讲述自己和有害气体“亲密接触”的体会。同时,她详细列举了从“公民记者”运动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甚至还制作了一张休斯顿地区的有毒气体含量分布表,用直观的方式向休斯顿人介绍了家乡的现状,并用扎实的数据向休斯顿地区的化工厂发起了挑战。

具体来说,这次调查一共测量了31种化学气体,其中18 种被美国环境法认定为对人体有害的“毒气”。测量数据显示,至少有5种“毒气”的水平超过了警戒线,它们全部是公认的强致癌物质。比如,有两个社区上空的苯含量几乎等于让该区居民“每天24小时生活在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上”。另外一种致癌物质1,3-丁二烯(1,3-Butadiene)同样超出标准,某些地方甚至达到了美国法定标准的20倍。

这篇报道立刻在休斯顿地区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居民们纷纷向州政府写信抗议,有人开始咨询控告化工厂的法律程序,还有少数人决定搬家,永远离开休斯顿。这下政府终于坐不住了,经过磋商,德克萨斯州的“环境质量委员会”和休斯顿市环保局签订了一份协议,允许休斯顿市的环保部门越级,直接向休斯顿市内的违规化工厂提起公诉。按照原来的法律,类似诉讼必须先向州环保部门申请,可因为州政府人手不够,这类申诉请求往往会拖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处理。

为了更好地对化工企业废气排放进行监督,休斯顿市长比尔•怀特(Bill White)于2005年4月成立了一个“空气污染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8名生物学和化学方面的专家组成,他们不但负责监督化工厂的废气排放,还负责和其它政府部门合作,向违规企业提起公诉。

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双重压力终于让化工厂的老板们坐不住了。2005年6月,位于休斯顿市的“德克萨斯石油化工厂”(Texas Petrochemicals)和市政府达成协议,在3年内把工厂排放的1,3-丁二烯降低一半。据估算,该工厂至少需要花费1200万美元更新设备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工厂自愿为这次技术革新买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付出高得多的赔偿金。两个月后,又一家著名企业,“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和政府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在3年内把1,3-丁二烯的排放量降低25%。另外,两家工厂都同意允许第三方(比如环评公司)参与气体排放监测监督,保证废气排放能达到协议规定的要求。

就这样,本来人单势孤的民间环保人士,终于在这场“休斯顿保卫战”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18 摸 Avatar

美国动漫The Avatar第三季开始了,喜欢动漫的,强烈推荐看一下。

下面18个问题是北青周刊就《我爱问连岳》问的。

为什么做情感专栏作家会坚持5年?这个最早是怎么缘起的,对你来说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起初,《上海壹周》希望我接手这个专栏,我也愿意写,又一直合作得很愉快,就这么写下来了。情感专栏每一期都会面临新问题,你是与一个最真实的人对话,这种永远存在的新鲜感,让人不容易厌倦,我自己很享受,所以不存在着所谓的“坚持”,也许再写个五年十年都有可能。

5年来,你觉得你面对的问题有不同么?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么?你怎样看待现在人的男女关系?

从小处看,每个问题都不同。往大里说,5年就要看出时代变化,未免草率了一点。人肯定会随着时代在变化,不变才奇怪。现代、过去、未来的男女关系大意都相同,男人在找一个爱他的女人,女人在找一个爱他的男人,有人找不到,有的人又找到太多个。

您认为现在这些人心中有没有一个存在的普遍困惑?原因是什么?

没有。就像大家身上都有痒一样,但是没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痒,只能每个人自己去抓个别存在的痒。

很多来信其实都满那个的,大都是些打着爱情的名义想名想利想,你看得惯么?你觉得真正的爱情是纯粹的么?

名、利和爱一样,都是好东西,为什么要看不惯?只要遵守竞赛规则,这三者并不冲突,有名有利的人当然会有更多人爱,他们的爱情照样可以很纯粹;没名没利的人要享有更多的爱,那才不纯粹,不正常。

你怎样看待现代人的爱情观?你觉得现代人道德和情感的底线在哪里?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怪别人,这就是底线,爱都是有后果的,有可能是一个爱人,有可能是一个受精卵,有可能是一个仇人,你得承受自由选择的后果——你放弃选择,那也是一种选择。现代人应该有这样稍具勇气的爱情观。

感觉你很隐忍。你永远没有硬性说教,也没有故意尖刻的语言,总是绵里藏针,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你为什么就能如此温暖?

没想要说教,也没想要苦口婆心,我只是说说自己的观点。可能是我体温略高吧?

有没有让你愤怒或抓狂的来信,你怎么应对?你怎样排解这些压力?

没有。我也没有压力。

怎样获得如你的开明的智慧,怎样保持内心的慈悲?与读圣经有关么?

可能稍稍好一点的书,都对人的智慧与慈悲有帮助,《圣经》肯定是一本值得读的书,但是不要把它当成唯一重要的书,一成为教条,很多人反而会读成愚蠢与残忍。

你有没有把自己的一套世界观渗透给他们的意思?你觉得自己和布道士之间有没有相似之处。

每个人都试图影响他人,我肯定也不例外。但是别人不听我也没有挫败感,听是别人的事情,判断力也是他的主权。大可不必像布道士,派给自己一个道德高帽,从而似乎取得恐吓、审判他人的权力。

你对“问连岳”的人是一个高度负责的态度么?

我只对自己的文章高度负责。

你觉得为什么如此需要情感专栏作家,情感专栏作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因为人离不开情感,现在有的和尚都谈恋爱呢。情感是一个知识种类,情感专栏作家可能对这知识了得得多一些。

回答那么多感情问题,自己会不会变得不食人间烟火?

怎么会呢,情感里那么多干柴烈火,那么多爱恨情仇,越回越人间。

你的男性身份,知识分子身份,会让你的观点有别于其他人么?

我认为观点只有真伪这个标准,而没有性别观点,身份观点。

有评价说时事评论是连岳的A面的话,情感专栏则是他的B面你同意这样的说法么?

嗯,当然不同意,时事评论是我的B面,情感专栏是我的A面。

你觉得这二面者是怎样在你身上对立统一的,你的性格是怎样的?

这两者本来就不对立,时事不过是人与社会的感情罢了,感情也不过是两个人的时事。

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样子?王小波对你的影响到现在还发挥作用么?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我喜欢的知识分子,他得有“知”,也就是有文化,不能脑瘫;还得有“识”,要有胆识,半身不遂并不美,知识不是用来自渎的,也不是用来反智的。王小波符合这个标准,他是稻种,一直可以种下去。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中年以后不发胖的人。

你给那么多家杂志写不同类别的专栏,动力是什么?你觉得好的杂志和好的专栏作家应该怎样?

稿费。及时发稿费的杂志就是好杂志,好的专栏作家应该及时交稿。

你还关心的还有社会,政治,等等等等,问个特虚的,觉得这个世界会好吗?

会,而且我可以给出一个特实的理由,不好的东西容易让人恶心、反感、厌倦,注定是不长久的。连小偷强盗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当医生——就是当警察也行呀

批评是最重要的“和谐”力量


    9月20日,新华网报道了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对“和谐”的评论,他说“和谐社会是本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理念,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共鸣,不仅低收入困难群众欢迎,富有的老板阶层也欢迎。各阶层没有争议地接受和谐社会,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这说明,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构建和谐社会既顺应了民意,也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可以讲,‘和谐’已成为中共十六大以来广受民众欢迎的政治术语。”
    大家都喜欢“和谐”这个词,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在这过程中,值得担心的是,“和谐”一词空洞化了,甚至有人垄断“和谐”的解释权,以“不和谐”的方式伪装成“和谐”。和谐这个词,说明至少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物体,比如我们可以说“夫妻和谐”,但是不会说“单身和谐”,只有一物一人一个观点,那叫做“独占”。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铁腕的地方官员绝不允许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任何不同声音,打出来的幌子,自然也是“和谐”。当人们的批评声音不能出现,一片死寂之时,是最不“和谐”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一个形象的标准,有批评,有争论,媒体发达的地方,往往是比较“和谐”的。“和谐”是不同观点的人共存,是百花齐放,而不是“我花开后百花杀”。老百姓想说话,敢说话,能说话,不怕说错话,可能也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件之一吧?
    “和谐”理念据说要推广成“和谐世界”。还别说,已有这样的例子了,前不久,200多名科学家、各宗教领袖聚集在格陵兰岛,为全球气候变暖祈祷——这个场面就非常“和谐世界”,这些人,原本观念、方法都存在巨大差异,心里其实都认为自己天下唯一正确,但在全球变暖这种急迫危机前面,大家很快找到共识,承认人类的生活模式必须改变,这个仪式说明世界是可以“和谐”的,不必害怕多样性。
    相反,原教旨基督教势力视为“上帝礼物” (虽然他曾经酗酒)的小布什总统,因为过于相信自己的宗教正确性,不仅使美国在干细胞研究这样的尖端领域止步,在全球变暖上面倒退,更在师出无名的伊拉克战争中失去了多数盟友,《纽约书评》不客气地说,正是因为伊战,美国在欧洲折损了传统影响力。以为自己永远正确,而且拒不认错的小布什总统现在还剩下三股支持力量:他自己,第一夫人,和他的狗。
    任何自以为正确的东西都很容易走向原教旨主义,在美国这个媒体批评力量强大的地方,小布什都可以不和谐,试想一下,他如果呆在一个没有批评的地方,又有这么大的权力,那世界可能就彻底完蛋了——从这点看来,批评反而是最重要的“和谐”力量,没有它,变幻任何说法,都会损害“和谐”。
    把各地的报纸搜集起来,如果有批评本地政府的,那个地方,可能就容易“和谐”,若只有马屁文章,那在平静的表面下,反而可能全是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