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不如打飞机

转一篇土摩托的文章,这是他本期写厦门PX事件中相当有价值的两段。多年前,卢跃刚在险境中阻止了三亚成为“化工旅游城市”,这个小概率事件及卢跃刚过人的胆识,保留了我们的信心。可惜,朱伟删除了这些文字。

土摩托来厦门采访时,情境相当困难,赵玉芬院士及厦大其他知情老师,在压力之下,已经不见记者了,土摩托相当失望。后来他在北京采访,连国家环保局也不愿意见他了。我和他聊天时觉得,他的采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保护环境变成这么险恶、人人自危的事情;而应该向公众彻底公开的环评报告,却像国家机密文件一样,难睹真实面目。这正是我们国家环保的可怜、可悲、可耻之处。

虽然冒天下大不韪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只要动用国家力量,完全可以把厦门PX项目包装成天下最环保的项目,再次强行上马。如果破坏环境的势力如此之大,那么,赵玉芬院士、105位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市民、及时报道的相关媒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反而显得更为重要,是他们使PX项目整个过程彻底纪录,谁反对、谁支持、谁蛮横、谁肮脏,白纸黑字,任何时候都可以翻出来看,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为证据。这些纪录是衡量中国环境政策的风向标,如果两万厦门民众的声音仍然被漠视,那么科学发展、大国的环境责任,等等,可视之为空话。

几个月来,我越来越能体会赵玉芬院士几年来单兵作战的悲凉,因为不停有朋友对我说,“没用的,陈由豪势力大着呢!”、“没用的,知识分子成不了事的!”、“没有的,这是派系斗争!”、“没用的,谁谁谁心狠手辣!”、“没用的,让我们办本杂志玩吧!”、“没用的,有时间读读经典著作吧!”、“没用的,不必沉到现实的烦琐当中吧?”、“没有的,要写一点能流传下去的文字!”、“没有的,有时间赚点钱吧。”……在厦门市民散步以后,争取到了厦门全市重新环评,“没用的”大合唱照样天天上演,你书房里人类文明的所有精华,不过是让你文化地感叹一声“没用的”,欣喜于当阴谋论的注解,那么,搞本黄书打飞机还更让人尊敬些。

还好厦门市民有足够正常的思维:既然有我们不知情的危险项目上马,那我们就表示自己的不同意吧。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知识分子、政协委员、理智的官员、负责的媒体、厦门市民,大家都摊了牌,对厦门PX项目说:不!我们不能让你破坏我们的环境。剩下的那些玩家,就只得亮牌了,不能继续玩阴的。如果你有足够的恶,那么,就把PX盖在这座火山口上吧,再用你的臭味羞辱市民。到时看看,是这座伟大的城市长久呢,还是你的工厂坚固。

大家都有力量,这才能和谐。

好了,接下来请看土摩托的文章吧。


休斯顿PK三亚

土摩托 @2007-9-25 18:07:01 

这期三联有我一篇文章,写厦门PX事件。

这篇报道之所以拖了这么久,就是因为国家环保总局一直拒绝接受我的采访。我觉得这个报道必须有他们的发言,但我前后给他们发过4次采访申请,都被他们用各种原因拒绝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也没有按照一些人建议的那样,去他们门口堵,这是我的错。

也许我确实不适合做这类报道。

最后出来的结果我不太满意,大家只能凑合看了。

被删掉了两段。本来我打算用这两个典型的环保事件做一个中外对比,但显然这样的对比不合国情,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能力阐释这样复杂的事情。

贴在这里给大家看看吧。仅供参考。

三亚保卫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农业发展迅速,急需化肥。当时中国每年进口2000至3000万吨化肥,花费了大量资金。中石油决定利用北部湾莺歌海盆地发现的东方1-1型大型油气田出产的石油和天然气,在海南岛建立一座大型化肥厂,预计年产量将是亚洲第一。

包括三亚、八所和洋浦在内的几个海南县市参与了对厂址的竞争,但其中决心最大的要数三亚市。这个海南岛最南端的城市急于摘掉贫困的帽子,开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三亚的市长们甚至在国家纪委对面的贵州饭店住了一年,轮流值班,游说有关部门,终于获得了成功。1996年,国务院决定该项目建在三亚市西北方向的梅山镇,距离三亚市中心62公里。成都化工部八院完成了该项目的环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1995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来到海南省。他为了研究“洋浦风波”和海南建省的情况,在海南住了一年,几乎走遍了海南省的每一个角落。1996年初,卢跃刚看到这个大化肥项目的论证报告,立刻产生了疑问。“为了让化肥厂落地,三亚市居然把城市定位改成了‘大型化工旅游城市’,太荒唐了。”

卢跃刚决定阻止这个项目落地三亚。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拿出过硬的科学证据,这就要求他必须拿到那份环评报告。卢跃刚知道凭记者身份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哪儿有利益,哪儿就有冲突。”他找到了三亚的竞争对手洋浦县的有关人士,终于通过他们搞到了这份报告。

研究过后,卢跃刚注意到两个重要细节:第一,环评报告说梅山镇的风向是从大陆往外刮,废气不会影响海南岛。第二,报告认为梅山镇的洋流一直是向西的,化肥厂排出的废水也不会影响到三亚居民的生活。可是,凭借自己在海南岛将近一年的生活积累,卢跃刚认为这两个结论是错误的。成都“化八院”之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撒了谎,是为了让化肥厂“看上去”不影响梅山附近的著名的热带雨林尖峰岭,以及三亚的旅游标志景点-大小洞天。

卢跃刚请教了有关专家,得到了和他相同的观点。掌握了这两个重要的证据,卢跃刚心里有底了。

不过,做为《中青报》的资深记者,卢跃刚深知媒体的作用有限,必须配备足够的社会资源才行。他首先想到了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环保NGO-自然之友。通过朋友的关系,卢跃刚找到了该组织的理事长,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可没想到,对方的回答是:“我们只管得了(滇西)金丝猴,管不了大化肥。”

失望之余,卢跃刚只好求助于一家民间经济学组织-“天则经济研究所”。卢跃刚本人是这个研究所的创办人之一,在所里很有信誉。研究所的常务理事张曙光教授曾经参加过“海南发展战略”的制定,听了卢跃刚的介绍,立刻发表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卢跃刚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和张曙光的反对意见整理成一篇新闻调查报道,可《中青报》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刊发。不得已,卢跃刚把这篇报道缩成千把字的短文投给了《南方周末》,发表在二版的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文章见报后在海南激起了不小的反应,可全国性媒体却没有跟进。由此可见,当时国内媒体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程度远不如现在。

即使当时大批媒体跟进,又能怎样呢?卢跃刚经历过很多类似的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他知道,要想达到目的,必须有体制内力量的参与。他找到了前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后者听了十几分钟的汇报,又问了卢跃刚几个关键问题后,立即对卢跃刚说:“你用记者的名义写个东西,我会把它交给人大常委会讨论。”

卢跃刚回答说:“我会给你一个更强有力的东西。”

在此之前,张曙光就曾建议,让科学家参与进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新的环评论证。卢跃刚找到了北大环境科学领域的专家叶文虎教授,由他联络召集了一大批中国环境学界的有关专家,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书,列举了化肥厂将会遇到的6大问题。卢跃刚又找来专家,在天则所开了一天的会,对这份建议书进行了非常认真严格的论证。第二天卢跃刚亲自把建议书递给了曲格平。

如果这份建议书还不够,卢跃刚还有新的计划。他找到一个朋友,拿出100万人民币,准备自己组织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写一份全新的环评报告!

幸运的是,他不需这么做。那份建议书经过几次转手,最终到了人大委员长万里的手里。正好万里一年前到过海南,称其为“东方明珠”,他对海南省的环保有切身的体会。有了万里的反对,再加上一些更重要的力量的介入,这个项目最终没有建在三亚,而是迁到了广东省。

这场惊心动魄的“三亚保卫战”前后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究竟是谁领导了这次“战争”。“环保,不光是道义的问题,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卢跃刚说。

休斯顿保卫战

2004年夏天,姚明所在的休斯顿火箭队刚刚结束了一个令人失望的赛季。与此同时,另一场拯救休斯顿的战役却悄悄打响了。

休斯顿是德克萨斯州的石油重镇,市区外有许多用铁丝网围成的石油化工企业。铁丝网挡住了小偷和牲畜,却挡不住从工厂的烟囱里排放的有害气体。当地居民对此早有怨言,但德克萨斯州的环保部门却根据官方监测机构提供的数据,认定这些化工厂的废气排放符合州政府的要求,没有违法。

2002年,年轻的蒂娜•卡佩罗(Dina Cappiello)来到《休斯顿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担任环境记者。这份报纸不但是“姚迷”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更是休斯顿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报纸,有很好的口碑。这个卡佩罗毕业于乔治城大学生物学系,之后她去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得了环境和新闻双硕士。毕业后她做了几年自由撰稿人,专攻环境报道。来到休斯顿后,她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普遍存在的空气污染问题,但是,具有理科背景的她心里很清楚:没有确凿的数据,任何指控都起不了作用。

2004年,卡佩罗说服了报社领导,拨出一笔专款,由她牵头组织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公民记者”运动。她先是根据专家的建议,选择了休斯顿郊区最有代表性的4个社区,挨家挨户进行家访,征集到了112名志愿者。之后,她请专家给这些志愿者提供专业培训,教他们如何安装和使用空气质量监测仪(比如,不能让烤肉干扰监测仪的正常工作)。2004年 7-8月,她让这112名“公民记者”打开仪器,同步记录了3天。她把这些数据汇总起来交给休斯顿大学的专家,由他们进行统计分析,并和政府部门的数据进行了对比。

2005年1月23日,《休斯顿纪事报》刊登了卡佩罗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她访问了许多住在化工厂附近的居民,请他们讲述自己和有害气体“亲密接触”的体会。同时,她详细列举了从“公民记者”运动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甚至还制作了一张休斯顿地区的有毒气体含量分布表,用直观的方式向休斯顿人介绍了家乡的现状,并用扎实的数据向休斯顿地区的化工厂发起了挑战。

具体来说,这次调查一共测量了31种化学气体,其中18 种被美国环境法认定为对人体有害的“毒气”。测量数据显示,至少有5种“毒气”的水平超过了警戒线,它们全部是公认的强致癌物质。比如,有两个社区上空的苯含量几乎等于让该区居民“每天24小时生活在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上”。另外一种致癌物质1,3-丁二烯(1,3-Butadiene)同样超出标准,某些地方甚至达到了美国法定标准的20倍。

这篇报道立刻在休斯顿地区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居民们纷纷向州政府写信抗议,有人开始咨询控告化工厂的法律程序,还有少数人决定搬家,永远离开休斯顿。这下政府终于坐不住了,经过磋商,德克萨斯州的“环境质量委员会”和休斯顿市环保局签订了一份协议,允许休斯顿市的环保部门越级,直接向休斯顿市内的违规化工厂提起公诉。按照原来的法律,类似诉讼必须先向州环保部门申请,可因为州政府人手不够,这类申诉请求往往会拖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处理。

为了更好地对化工企业废气排放进行监督,休斯顿市长比尔•怀特(Bill White)于2005年4月成立了一个“空气污染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8名生物学和化学方面的专家组成,他们不但负责监督化工厂的废气排放,还负责和其它政府部门合作,向违规企业提起公诉。

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双重压力终于让化工厂的老板们坐不住了。2005年6月,位于休斯顿市的“德克萨斯石油化工厂”(Texas Petrochemicals)和市政府达成协议,在3年内把工厂排放的1,3-丁二烯降低一半。据估算,该工厂至少需要花费1200万美元更新设备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工厂自愿为这次技术革新买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付出高得多的赔偿金。两个月后,又一家著名企业,“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和政府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在3年内把1,3-丁二烯的排放量降低25%。另外,两家工厂都同意允许第三方(比如环评公司)参与气体排放监测监督,保证废气排放能达到协议规定的要求。

就这样,本来人单势孤的民间环保人士,终于在这场“休斯顿保卫战”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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