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的特权终将消失

在腾讯大家的第一篇文章,先感谢一下改变我这一生的人,没有他,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他就是蒂莫西·约翰·“蒂姆”·伯纳斯-李爵士(SirTimothyJohn“Tim”Berners-Lee)。

也许一代人都应该感谢他,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我认为表达的欲望,是最难压制的,因为人人有张嘴,议论容易,管制很难。但是一个人的声音可以通过媒体放大,听众增多,无论对错,威力都会大增。像我一样从青少年开始,表达欲就强的人,会有相同的经验,在允许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文字,会带来极大的快感——至少开始几次是这样的——至于文字的内容,反而并不重要,作者往往还会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揣摩报刊编辑的“正确”看法,以增加发表的可能性。听起来很奇怪,发表假大空的文章,反而会满足虚荣,得到羡慕和尊重。

表达方式有限时,表达就意味着一种特权。

1997年,我如愿进入一家地方报社。当时的编辑部少不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编辑上班时带来几张文摘类报纸,剪下他认为有意思的文章,拼凑成一版;也有大量的投稿者邮寄各类奇闻八卦,它们也能常上版面——这类信息现在会被电邮服务商归档为垃圾邮件。你不能说当时的编辑干的是垃圾活,因为读者也看得很开心,它确实是满足了某种阅读需求,除此之外,人们没什么可读的。

你想读一点好的媒体,那就得在固定的时候来到报刊亭,比如周四去买当时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去迟了就卖断,为了让人给我留一份报纸,我交了十块钱押金。由此可见当时报刊亭很赚钱,没有一点人脉,是拿不到这个经营权的。这报刊亭的主人(一对夫妻),也认为他们的生意将长久经营下去,他们在附近买了房子,准备以后让女儿接手报刊亭。

在报刊亭旁边,还有一间两层楼的书店,百来平方米左右,在这里买买书,作为报刊的补充。这就是全部精神源泉了:缓慢、狭窄、被动。这家叫做阳光书坊的书店,后来迅速壮大,成为“光合作用”,是民营书店的明星,北伐到了北京,它在2011年一度停业的新闻,就不需要我复述了。

回到当时住的地方,书店关了,报刊亭也相当冷静。他们会恨蒂莫西·约翰·“蒂姆”·伯纳斯-李爵士。

原来认为可以做一百年的事业,死得无声无息。有许多感叹原因在于世风日下,人们不再阅读了。这是典型的乱煽情、瞎感叹。我现在爱做的一件事是扔书(基本上都有“阳光书坊”的印戳),只要我的电脑和平板上有的电子书,同样版本的纸质书,我就会扔掉,它们对我来说,没有存在意义了,扔了家里可以宽一点(现在房价那么贵),气味也更清爽(我不认为油墨的味道是书香)。

不要谴责我,其实我读书的量比起十多年前,大了许多,只不过阅读形态改变了。当你可以在平板上带成百上千本书时,当你可以方便读到世界各地最优秀媒体时,人很难再去喜欢笨重的书籍和简陋的媒体。

表达的特权,已经慢慢崩溃。人人都可以写,你写篇文章,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很庆幸自己在2002年意识到了这点。那时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2000年我进了南方报业,第一年在《南方周末》,第二年参与了一家媒体的筹办,当时媒体界意气风发,有很多人投资,周边也有不少同事当了老总。这氛围我不太喜欢,太热闹了,也有很多因素超出了我的控制。我喜欢的生活,是安静一点的,读读书,写文章养活自己,我几乎就是自己的主人——我想,无论媒体如何演变,它总是需要有人写文章的,如果尽力把文章写好,那应该饿不死自己。这是个累活,却是媒体最不可替代的一环。最重要的是,有网络,再不愁信息有落差,怕什么呢?

此时,距离蒂莫西·约翰·“蒂姆”·伯纳斯-李爵士最重要的发明,只过去了十二年。

过去这十年,以市场决定一切的地方,老字号的媒体也频现危机,《纽约时报》都告急。在与网络的竞争中,纸媒原来的市场权力消失了,正在苦苦挣扎。在有其他因素的地方,纸媒陷入了更奇怪的境地,凭借某种支撑,它们死而不僵,但是一向严厉的审核也让它们迅速流失读者,成为没人看的印刷品,在网络面前,更快地失去了话语权。

纸媒的表达特权,在网络之前,因为审核而存在;在网络时代,因审核而消失。有了高速公路之后,原来的弯道就少人走了,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现在有更多的人写书、写文章,用话语竞争读者,只不过,他们不必再借用原出版社、书店和报刊亭了。

第一篇文章,写得太长了,这是网络的坏处,没有字数限制,就此打住吧,再次感谢蒂莫西·约翰·“蒂姆”·伯纳斯-李爵士,你1990年发明网络的时候,我才20岁,正年轻,没有错过这个伟大的技术。

当然,最后还得补充一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你若问我有没有完全的表达自由,我的答案是“今天天很蓝”,它可以看到一点东西,但是只有一只眼,不过却废了两眼全瞎的表达特权——无论这特权是由权力产生,还是由习惯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