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的定义

不少词需要重新定义。

多年以前,在一个复杂的大单位,有次在楼梯碰见一位平时看起来很温和的同事,他刚理了个寸头,我随口夸奖一句:很性感啊。我以为会收获一句“谢谢”,没想到他却暴跳如雷。后来才知道,他认为我这个词是侮辱,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

这说明,对一个词的定义不同,能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位将“性感”定义为“淫荡或坠落”的人,将之视为羞耻,就不意外了。

对一个词,有时不仅是个人的语文素养强弱,而是整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会误解,所以修订字典往往是校正价值观的最重要一步。

一些词语会变好,一些词语又会变坏。

有些很好的词,在很长时间内却不敢承认它的好。

在《新周刊》上看到京剧名家“麒麟童”周信芳的孩子回忆他们的父母,尤其是母亲,这位有远见的上海富家女裘丽琳,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极力把她六个孩子中的五个送出了国。

事实证明她看似不负责任地把未成年孩子扔到国外的决定是对的,1968年,她被造反派毒打,又不许医治,不久就死了。

裘丽琳给这些孩子的,只有几条简单的常识,女儿周采茨就一直记得母亲的两句话:“买东西要买最便宜的和最好的。中档的就是垃圾货,你背着是负担。另外,人最穷的时候绝对不能和穷人在一起。大家都那么穷,谁会帮你?”

这些话就是现在说出来,可能也会被打,尤其是有关穷人那一句。

有些词语,许多人还不敢面对真实的定义。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行知背离,以“穷”为例吧,在生活中很难碰上主动追求贫穷的人,提工资让人开心,通货膨胀却让人的快乐和购买力一起缩水,经济不景所让人担心,而入手一件奢侈品的人总想着如何才能体面地告诉别人——这一切情绪和细节,总围绕着这个大主题:人不嫌钱多。

人人认为钱只能暗暗想,公开谈不雅观——就像色情影碟一样。这造成我们普遍缺乏金钱常识,几乎没有母亲会警告孩子:要尽力离开贫穷的状态和贫穷的环境(你看,为了怕引起反感,我甚至不敢再次引用裘丽琳的原话)。

钱在感性和理性中有双层定义,就是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虚构负责感性,商人的形象与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商人并无两样,永远是被刻薄的对象,要像远离病毒一样避开他们,从而才能保全自己的灵魂。理性这则除了商学院大受欢迎,大经济学家层出不穷,还有达人们不停地为大众写最简洁易懂的经济和投资小手册,告诉你摆脱贫穷之于人生的重大意义。

这说明一个正常人应该是这样定义“钱”的:写文章时感性一下时,不妨假装钱不重要;文章结束后,忘记文章里的感性,想办法用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的金钱能量,少则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多了(如果像巴菲特和索罗斯那么多)则可以改写世界。至少要开启你的触角:人人都似乎狂热地憎恶钱之时,那可能就不正常了,得赶快离开。

向死而生的自由人

家旁边新开了一家水果店,水果品质高,价钱低,同样是我爱吃的桔子,他家的新鲜、多汁,一斤还比别人便宜三五毛钱。鬼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原因我不关心,每天跟他买水果就是了。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家时小心绕过原来经常光顾的一家水果店,以免伤人自尊。如果周边的五六家水果店不对新来者的强大竞争做出回应,这块市场它就是老大了。

我也碰见不少想做生意的人,研究了几年,也没起步,从他们担心的事情来看,也都有些道理:政策对小微企业不友好、货币可能会大贬值、市场好像也很饱和,当然,中国不知向什么路走:是走回公有制的老路呢?还是终于摸上了对岸?——要等这些事都都有结论再开始,你的生意永远无法起步。

这有点像中国当下的生存缩影。它有非常多的毛病,它又给人留了机会;它有的地方讲理,有些地方又荒唐;它不像《新闻联播》那么美好,也不像微博那么黑暗;人民好像忍无可忍,人民好像又喜上眉梢;北京一时沦为不宜人居的PM2.5爆表雾都,北京的地产形势却又见好。

有人对过去的十年很失望,有人希望将来的十年有改变。有人希望破灭后又生新希望,我的意见是:千方百计当个强大的自由人,领导人改不改,大政方针怎么走,最好死心。正如你想开个水果店,那就去开,成了赚钱,亏了关门,换多少个总理都得这么做,只要这国家不变成朝鲜。

中国应该不会变成朝鲜,中国应该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十年后,也许仍有纸媒在追求尚未得到的新闻自由,也许微博仍然要删号,除了你老了十岁,一切应该改变不大。

换成你来主持中国,你也不会有什么大动作,机器不坏不要修。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居民的生活水准普遍提升,意见领袖虽然粉丝多,但真带头造反没几个人会跟,而且也没意见领袖要反,一听说指示不许公款喝酒就变成了领袖的粉丝,觉得中国的新时代要开始了,却忽视了“要廉洁”的文件每年都有一大叠。你从中南海往外一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看完《人民日报》,再品《环球时报》,有什么可改的?不让别人改已经太仁慈。

如果机器开始坏了,河里的石头摸了几遍,经济变糟,会不会改呢?可能会改,也可能不会,还有不少邪恶的大牌可以打:由于许多人仍然接受“富人的财富是通过剥削穷人聚集起来的”这一胡扯蛋,劫富济贫还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社会运动,抢劫或牺牲一批富人,可以维持政权,这招不行,还有万能的“爱国主义”,找个邻国碰碰瓷,官媒火力全开,鸡血青年大开杀戒,也可以维持政权,搞个十年,饿死了,咦,听说有个村庄农民分田单干,效果不错,赶快推广,然后万民欢呼……

我的意思是,不要指望他人,对领袖要死心,对集体要死心,一切要着眼于你自己变得更自由、更强大。你在中国能开好一个水果店,你到任何地方都能开好水果店;你想读书?虽然这个该死防火墙连YouTube、Facebook都封,但它还是留了一百辈子都读不完的好书让你自由浏览;你不想当寄生虫?你是公务员也可以辞职,政府不会觉得没面子……

一个国家,可以浪费十年,甚至五十年,无所谓,一个国家的衰败和灭亡对人类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事。一个国家如果倒霉,进进退退,消磨时间,够耗上几代人了;而人不同,浪费十年,基本就毁了。在中国做人生规划,最好是这样想:假设这一切糟糕的事情都不变,甚至变得更糟,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你可以当一个好的水果店主,当一个好商人,当一个好匠人,当一个有学问的人,当一个自由人……可以成为各种各样全人类都需要的人;不要去当一个崇拜领袖的人,不要当砸他人日本车的人,不要当寄生虫,不要指望抢劫他人变富,不要当一个斯德哥尔摩患者,不要毁灭自己,不要受他人胁迫……这样的人,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更好。

一生的时间不多了,别傻傻地等着别人赏你什么,快变自由,快变强大。

到真话的国度

真话很重要。这个道理人类很早就知道,中国人也不例外。周朝的时候,就有这段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译成白话文是:不让民众说真话,就会形成堰塞湖。

但是道理知道,却未必会容易操作。看中国的历史,许多说真话的人下场很惨,有被割掉阳具的,有被满门抄斩的,有把牢度坐穿的,有被民众嘲笑的,有枪决前割破喉管的……听起来都不像是幸福快乐的生活模式,最诗意的不过是跳了江——感谢屈原,我们才有粽子吃。

我们吃了两千多年粽子(特地查了一下资料,没错,屈原不和大禹同时代),敢不敢说真话,倒还一直费思量。我们国家最近换了新领导人,新闻中他们一直鼓励大家说真话,希望看到真贫穷,听到真意见。这态度让大家很开心,觉得有新气象,这说明这些话不是无的放矢的废话,确实是社会的病灶。虽然中国有人一直在说真话,比如邓亚萍说,《人民日报》从来没有假新闻。但显然说真话的人还是不够,领导人才会有急迫感。

假话流行,就像假钞流行一样,是一种变相的抢劫。

没人喜欢收到假钞,但是人人都喜欢听那些恭维自己的假话,厌恶批评自己的真话,这是人性,不会改;趋利避害也是人的本性,一个说真话的人被割了舌头,其他人就不会说真话。这两种人性一叠加,只要人们一看到说真话无利可图,甚至会倒霉,那就全说假话了。

找出上市公司隐瞒危害信息的真相,做空,有利可图,这样市场有真话;挖出总统的丑闻,记者成名记(不会坐牢),报纸成大报(不会关门),有利可图,这样媒体有真话;多抨击一点执政党的过失,反对党就多一点上台机会,这样政治有真话。

说真话有利,人们自然就会说真话,就像他们在真钞与假钞之间,必然选择真钞。

如果一个国家,这里的人普遍不愿意说真话,那么,我觉得就是他们真实意愿的体现,是理性的选择。有人说,这样下去,这种国家会完蛋。我同意这种判断,不过,人们在未来的完蛋和当下的完蛋之间,选择后者,这不是很自然吗?

这听起来让人沮丧,不过,还好这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国家很多,国与国之间有竞争,你很想活在一个说真话而不必恐惧的国家(或者让你的孩子活在这种国家),那么这种国家多得是,去当真话国的公民。一个国家能说真话,也是其核心竞争力,正如红军赶了一批俄罗斯精英到美国,希特勒又赶了一批欧洲精英给美国,美国想不当世界老大都不行。这其实符合资源的最佳配置,优秀人才是人类最可贵的资源,放在一个能发挥能力的国家,对全人类都有益,在一个简陋的地方死磕,很浪费。

所以现在有些朋友想移民,我都大力支持。他们会问我,你为什么不走?我说,我还活得自在,一嗅出不对劲,连拐弯抹角的文章都写不了,那马上就走。到时走不了怎么办?那算我倒霉,愿赌服输。

当然,能移民的人是少数,许多人不得不留在某个害怕说真话的地方。那也有安全且能让此地更好的活法:你不必敢言,你不欠别人的,保持沉默就行,比如别人问你: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新闻检查啊?你就顾左右而言他,不要撒谎:我们这里没有新闻检查——更不能为了五毛钱而这么说。

在一个谎言的国度,沉默就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