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

—— 与朱建陵先生商榷

在《大家》的专栏,一个月的份额是两篇,我觉得这很合适,不疾不徐,让人有足够的时间酝酿一个想法。但是今天的文章《十年才入自由主义的门》,引起了一些讨论,朱建陵先生很快在腾讯《大家》写了篇商榷的文章《关于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看了之后,有些话想说得明白一点,就提前用掉一篇的指标吧。

应该说,这反应在我预料之中,批评我逃避或不关心他人苦难的声音是一定会出现的。

其实这个疑问在《十年才入自由主义的门》中已经回答了。在这篇文章中,不妨再明确一点:自由主义必须回到其原点: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凡试图以个人之外的价值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即非自由主义。顺着这个定义,我认为,是的,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把个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不需要去关心他人的苦难。你关心,那是你的选择,并不能反证不关心是非自由主义。

听起来有点很冷漠,甚至冷血,但我认为,这是最快最好的一条路。

我想起罗素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不要为任何理想牺牲,因为这理想可能是错的。他还开过一个让英国人相当不爽的玩笑,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劝英国政府,根据事物的逻辑,暴政顶多也就七十年寿命,英国与其冒核大战毁灭人类的危险和苏联对抗,还不如投降算了,再过三十年,天下太平——想不到玩笑还变成了事实。

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这是我理解的自由主义,我不劝你牺牲,我不劝你承担拯救他人的责任,我劝你保全自己,我劝你过得好一点。某物违反逻辑,它自然就会垮掉,公有制自然会输给私有制,奴役自然会输给自由,苏联排长队也买不到面包时,冷战自然就结束了。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自由与美好未来,我要去牺牲、我要去坐牢、我要让家人担惊受怕,效率与好坏不论,这个路径与做法是违背自由主义基点的:即国家与民族(甚至包括人类)的价值高于个人价值。而我认为国家与民族并无价值,追求个人自由的路径已经不少,毁弃后者以求提升前者,那是舍本逐末,买椟还珠。

当然,做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尊重其他人的一切想法与做法,包括你去牺牲。但我想提醒一下的是,不要尝试改变趋利避害的人性,自由主义从不尝试去改变人性,而是尊重人性,所以你牺牲了,别谴责他人冷漠,更别鼓动他人去牺牲,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牺牲,因为——

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自由只能由此衍生。

附 朱建陵 《关于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

拜读了连岳先生《十年才入自由主义的门》之后,放下原本打算写作的题材,一些想法不吐不快。

至今未见过连岳先生,但网上交游起于2007年的厦门反PX“散步”,当时连岳先生是以文字发动反对的反对主力之一,我是一个见新闻之猎而心喜的台湾记者,后来厦门反PX以喜剧收场,我因此事而对连岳先生产生好奇,看了连岳先生更多的文章,所以自认还有一些发言权。

连岳先生在文章中开首就说:“当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后,才感觉到了平静”。接续,在批判“集体主义”之余,连岳先生又说,“觉得自己有‘为他人说话’的义务”是另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并说:“直到2012年才意识到”。

我想,连岳先生可能自己没发现,我在连岳先生写于2008年的一篇文章《等爸爸死掉》之中,就已经发现了端倪。任何社会都有“问题”,处于剧烈转型期的大陆尤然,面对这许多的问题,包含体制设计的不合理、社会人心的偏见等,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连岳先生认为,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只是一种梦想,从来不可能实现。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爸爸死掉,等偏见和爸爸一起死掉,这就是出路”。

从厦门反PX到《等爸爸死掉》,再到批评另一种新的集体主义,而后说“才感觉到了平静”,这中间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就是彻底放掉了“社会责任”,甚至认为这种“社会责任”是一种应该批判的集体主义,而后个人得以完完全全地归向自由,并得到平静。

揣度连岳先生得到自由、平静之后的处世之道,应该是以个人为圆心,划出一个半径并不大的圆(包含连岳先生所居的厦门),往后除了个人、家人之外,只针对这个圆内的公共事务发言、使力。我认为,这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不是连岳先生所称的“自由主义”。

首先必须阐明,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同,个人主义主张个人的完全自由,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维护好一己的权益,世界终将因此而改善,而利己主义则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两者截然不同。其次,个人主义的相对者是集体主义,“国家先得自由,而后个人得自由”是集体主义的标准论述方式。

个人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但却不是自由主义。就我的理解,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型态、一种价值、一种追求,追求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及政治制度。这里面,其它且不论,重点是“合理”。

以台湾为例,国民政府“转进”来台之后,一大群从大陆各省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因为维系国民党仍统治全中国的“法统”而长期在位,这些人与台湾的民意根本毫不相干,台湾民众天天看着这些老迈的民意代表,在看护的扶持下、拄着拐杖参加代表他们的会议,情何以堪?依据连岳先生“等爸爸死掉”的推论,这些人会死,体制就会改变。但我相信,不会,如果当年的“法统”概念不变,换了汤、药仍在。

以大陆为例,一个遭遇地方政府不当作为的受害人,选择上访,而后反而被告、被劳教,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以个人对抗政府公权,哪个个人以一己之力能呼唤求得正义?大陆类似的例子太多了,就不多说。以“等爸爸死掉”的推论,那些施害者总会死掉,他们建立的制度也会死掉。但这中间,得有几代的人受害,继续处于不正义、不合理之中?

“等爸爸死掉”者可能认为,问题是“时间”,等久了,终会等到。但我以为,问题可能在“无力感”,“等爸爸死掉”只是一种遁逃。当社会问题实在太多,要纠偏的思想实在太多,而旧势力又太过强大时,积极的反对者经常沦为另一种受害者,消极的反对者,则经常处于一种“何时该出手”、“我能做些什么”的焦虑中。

我是一个经常处于焦虑中的消极反对者,我不想只是一个“搭便车”者,不想一生都搭着众多义勇之士流血、流汗创建的便车,但我也不想因为太过义勇而牺牲了自己及家人、朋友。曾有一个大陆来台学生,在认真看过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的合理性对比之后,问我:“怎么办?”我当时答:“做你能做的。”是的,“做你能做的”就是我的答案,藉此,虽然没得到完全的平静,但相对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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