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商人远离政治

总有人批评中国人不关心政治,这不是事实,中国人其实过于关心政治,他们真不关心政治的话,反而是好事。

今年国考的报名人数仍在高位,公务员长年成为最受欢迎的职业。虽然体制外人士与经济学者极端看不起公务员,认为他们是只消耗不生产的蛀虫阶级,但你不能否认,这是最标准的从政路径,这些参加国考的人何尝没有借口:我也能成为下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反对者有何话说?

体制外的批评家更是时常督促民众要关心政治,否则,“抓到我时,已经没人替我说话”。关心政治的人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尊重。纵使有些人的命运不太美妙,还是有热情的参与者。

从事什么工作,那纯粹个人选择,他人得尊重。但是什么工作更值得做,倒可以说一说。

有戏言称,一个正常的国家,一流人才从商;二流人才搞科研;三流人才,无路可走,才去从政。这话不严谨,很多人听了也不开心,但是有道理。商人的创造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商人追逐利润的冲动战胜了各种偏见和隔绝,把资本、产品和服务送到最偏远的地方,世界因此变成和平、融合的大社区;反倒是政客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以种族、贫富、意识形态和国境划分人群,不停鼓吹对立和仇恨。把水搅浑了,政客们才能摸鱼,他们在欢呼声中站出来收税、抢劫私产、发动内战和外战。

中国至今对产权不够尊重,薄熙来那样对商人害命图财式的掠夺,固然恐怖,更可怕的是许多人欢迎收自己的税(比如房产税和遗产税),这就像猪嫌屠夫太懒惰,非常超现实。就算生存环境不太友好,中国这几十年仍然收获了一批优秀的商人,他们人数如果继续增长,中国的财富将积累得更多,人们的生活水准也能持续提高。

减少商人数量去增加政客数量,用一流人才去从事三流工作,对谁都是损失。近几个月,“在商言商”对不对,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议论,有些商人也认为不能局限于在商言商,而要在商言政,哪怕这种做法有风险。

有个结论似乎正在形成:在商言商的人,是怯懦的、不道德的,不谈点政治似乎不好意思见人。

我的意见恰好相反,再不济的商人,你的每一笔交易,都在满足需求;了不起的商人,他甚至可以改变世界。从政则相反,无论是当政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只有愿景。一鸟在手,胜过百鸟在林,务实者价值远高过务虚者。

能克制住自己,在商言商的人,值得尊重,一是他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商言商,内行;在商言政,可能就外行了;二是他知道规避风险,“勇敢者”认为,谈政治可怕,所以才要谈。商人听信这种建议,让自己的企业陷于险境,却是对股东的不负责,正常的做法应该是知道此地有风险,那得赶快把资产转移到无风险和低风险的地方。

一个商人从言商到言政,这是转换职业,由从商变成了从政。要把他拿出比好坏,也该拿去和其他政客比,而不是和其他商人比。商人比的是利润,而不是比谁说话更好听,或更猛。

“商人无祖国。”这句话应该刻在所有商学院的门口,“祖国”这种耀眼的政治语词,在商人眼里,都视若无物,政治的价值远低于商业,不屑于谈,怕有害自己的思维和经营。有意思的是,不愿意谈政治的商人,这些看起来只在乎自己的人,反而用商业的力量使人们互相合作,他们做到了政客们永远做不到的事。

但愿中国的商人们专心把生意做大,做不大就到能做大的地方去,那才对得起自己的天分,从政的人,还是越少越好,那是浪费人才。

挤在一起,才不骂政府

我是宅男,出门是负担。原来还有工作时,需要出差,办完事就在酒店睡觉。但在2007年,还是见识到了旅游的热度,当时去长沙开会,主办方请与会者去了趟张家界,不是旺季,等缆车还是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非常无聊。

我在旅游热点鼓浪屿住了很长时间,此地转折点也在2007年左右出现。之前的鼓浪屿,就是传说中的幽静、整洁、夜里还有点吓人的地方,晚上七八点,小巷只剩小猫三两只,有人弹琴,你确实听得到。街心公园,白天有几堆老人在打牌,榕树还长年送阴凉给一个乞丐。

那时常见日本的旅游团,多是些老头老太,衣着讲究,鞋子若是白色,一定擦到白得晃眼。我觉得他们很衬鼓浪屿的气质:遗迹、缓慢、干净、随时可能死掉。

后来人忽然多了,轿车的普及、高速公路与动车的开通、线路增多,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出行方便、成本也降低,旅游从原来的奢侈品变成了日用品。鼓浪屿开始是节假日走不动人,到后来全岛360天都挤,就像南极的一块浮冰,上面密密麻麻站着企鹅。不同的是,人会制造许多垃圾,感觉每晚都要爬过垃圾堆才能回家。

鼓浪屿真像在某一夜突然死掉了。

我一点也不怪游客,也许能找出几个素质低的,不过在人挤人的极端状况下,垃圾桶们已然撑到呕吐,随地扔垃圾情有可原。所以,十一长假从天安门到黄山,各地垃圾满地,媒体愤怒地批评游客的素质,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动辄几万十几万的人海,想保持风度和素质,心有余而力不足,人毕竟是会崩溃的肉体。不信你看,明年、后年乃至以后每一年的十一长假,这些新闻都可以拿出来改改日期再次使用。

除非,各类商家乘着需求的旺盛,猛烈地涨价,如果鼓浪屿一天超过了两千游客,其韵味就消失,那就把名额拿出来地拍卖,出价前两千名者进入。这样可能多赢,景区收入不会少,又不至于过劳死,游客也能欣赏到好风景,想必有愉悦的心情保持素质。

唯一不妙的是,相当多的穷人在这高峰期就玩不起了:高速涨价、门票涨价、服务涨价、商品涨价。这时候有两种解决办法,穷人想通了:贫穷真不是好东西,我要赶快挣钱变富人,同时这么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方法见效慢,且把自己贫穷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不符合“有错都是别人错”的人性。那快速的方法就来了,骂政府:操,穷人为什么连旅游都玩不起?

政府应对诅咒,也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笑骂由他笑骂,绝不插手市场。骂累了,自然停止。供需规律,只能服从。无论怎么样的政府,都不愿意人骂,讨好民众是本能,尤其是这讨好不需要其付出成本。另一种,此时明知违背规律,也对供给不足的产品和服务下降价或免费的命令。长假一到,免费的高速公路就把超多的人流送到门票价格下降的景区。这决策的好处是,没什么人骂又是降价又是免费的政府,大家就挤在景区看着后脑勺批评国人的素质低吧。

去年好像有高速公路的股东准备打官司,要不要免费,本来该由他们说了算,而不是政府的一纸公文。后来不了了之。免费往往都是慷他人之慨,政府这么做会气死经济学家,但占便宜的人开心,会夸政府,这就足够了。

本文的主题是,政府的决策,为了它的利益,并不一定要符合市场规律,你再不要为此吃惊。违背规律的事干多了,穷人会变多,对政府来说也可以接受,只要这些新增的穷人仍然为免费欢呼,那就相当于增加了支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