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有钱,未来在谁那边

—— 也说纸媒之死

这几天在整理一部书稿给出版社,这里的文章没有一篇发在纸媒上,它全是网易女人频道上的问答文章,取名为《i问连岳》,呼应的是我在纸媒上的专栏《我爱问连岳》,两者都是情感问答,在纸媒体上已经操作了十二年,在网络媒体上写了两年多。

同样的主题,同样的作者,纸媒与网媒有区别,有一个技术细节,可能还没人说过,那就是,怎么对待文章的字数。这个细节对写作的影响,我深有体会。

纸媒将《我爱问连岳》专栏限制在2200字左右,可以有百分之十左右的浮动,一般来信与回答各占一半的篇幅。超越这个限制,纸媒的排版将非常困难。

读者的来信不可能全在千字左右,有的邮件五六千字,上万字,要用就得大幅删减,保持要素与本意已不容易,许多精彩只有放弃。而四五百字将问题讲清楚的简洁派,因为太短更无法使用——为来信者增加字数,那可绝对不行。

编辑完来信,回答的一千字,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当你需要用两千字阐述时,千字草草收尾,文章便有艰涩感;当四五百字把观点表述完,那不得不东拉西扯填空,这时的文章又显得水。专栏文章,以千字文居多,这可能是报纸版式演变形成的最优选择,和我一样长年写专栏的人,或许有同感,写到五六百字时,你就不停地查看字数统计,好统筹接下来字数。尤其是无话可说又要硬凑,还要期待读者以为你是一气呵成,那可真是痛苦。

和网易的编辑探讨专栏架构时,关于字数,我只提出一个下限:我回答的文字不少于400字。我认为这是把观点说清楚所需要的字数,当然,看起来也不那么像是骗稿费。来信者的原生态,全部展现出来,长短不再让人头疼,而有的回答,写完一看,也在千字左右,可写的时候一点不焦虑,因为是刚好把话说完的自然长度。这种放松的感觉让作者无法不偏爱在网媒上写作。

你或许会有疑问:自有互联网开始,在网络上写作,就一直存在,中国纸媒的黄金时代上世纪末出现,持续了十来年,为什么纸媒现在才不行?确实,从BBS和博客到今天的微博、微信,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写作,但是,网媒愿意付稿酬,在我的经验里,是近两年来的事,早期的写作,除了满足表达欲,收入为零,计入上网费及硬件成本,是负数,在网络上成名的人,也多投身纸媒以求变现。无收益的工作,无论多么伟大,也留不住人才,无法让人持续贡献。

利益所在,就是重心所在。在网媒购买内容的手笔远远大过纸媒时,纸媒便难以阻挡人才与内容的流失了。当网媒以“点击率”、“传播度”、“未来的收益”来竞争时,纸媒一点也不必着急,这些东西都是虚的,近似于“为了理想不领工资”式的诈骗。只要一动用现金,收入日益减少的纸媒,绝赢不了手握大把现金的网络巨头,只能坐以待毙。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纸媒的消亡,不会一天完成,不是自夸,我十年前就预计到了今天,也就是说,纸媒之死,在十年前它的强盛期已经开始。先知先觉者最早弃船,遗老遗少等着陪葬,这也是规律之一。

随着电脑、智能手机及各类上网设备的廉价化,人人拥有其中之一,在网络上阅读成为生活习惯;再加上网媒为作者付费,并提供更方便、更自然、更自由的写作体验。读者与作者只会流向网媒,纸媒之死的加速期,已经到来。

谁更有钱,未来在谁那边。这是个俗气但永不过时的真理,“理想主义者”未必承认,不过,想想吧,纸媒让你当个饿死的“理想主义者”,网媒让你当个活得体面的“理想主义者”,不选钱多的那一方,那真是活该被淘汰的笨蛋。

利他病菌引发集体主义癌症

我有个朋友,曾经的文艺青年,大学毕业后从商,过程相当辛苦,一度欠下重债。夫妻俩不逃避、不畏惧,咬牙还钱,跟我讲起一件往事:很久没吃一顿好的,两人去吃自助火锅,站起来时,才发现塞得太饱,辛酸得差点当场掉泪。

我们隔几个月见次面,喝点酒,聊聊天。他说他的生意,我谈我的看法。

这次一见,他说:我的特长是做生意,我不想其他事了,能让我的一千多个雇员有工资拿,已经很不错了。我听了相当开心,因为这是我几年来一直尝试让他相信的一个观点。

他是一个天生的商人:热情、守约、自信、耐心、嗅觉灵敏。据我观察,也有一个缺点,若不纠正,烦恼不会少,生意风险将加大,那就是:他太想当善人。

当年四万亿货币刺激时,他一度将生意从厦门扩张到贵阳等内地城市,但是迅速发现形势不对,转让了这些地区的生意。那次见面,他讲到自己看到内地一些人生活得很辛苦,有冲动把这些转让的费用捐给他们。

这事早点发生,我会支持他。慈善似乎绝对政治正确,我原来有些文章也不假思索地支持慈善。我们从小生活在慈善的观念中,牺牲自己帮助他人的“利他”观念,才正是各国政府、各类宗教、各种组织共同倡导的普世价值。

可是,一件事若是人人觉得好的,为何要一直宣传呢?吃饱穿暖人人向往,它无须教导。如果为他人牺牲自己值得赞赏,那应该把全部财产捐献,露宿街头,这才是最有道德的人。而接受他人捐赠的人,私有财产增加,是标准的利己,因此道德却会减少,慈善因此最后变成败德的行为。

想想政府、宗教和各类集体主义团体存在的基础,就好理解了。它们宣传利他主义,是因为他们只能寄生于利他主义的道德基础——把税交给我,把钱捐给我,我替你们帮助穷人,这样你们才是好公民,才能进天堂。这些转手的机构,没有任何产出,只是靠揩油过日子,他们的建筑越豪华,他们的机构越臃肿,浪费的钱也越多。

从利他幻觉中彻底醒来,才不会上这些寄生虫的当。

当然,商人不必和流行观念对抗,即使这些观念是愚蠢的。不认同利他观念的商人,假装当个慈善家能卖出更多产品、获得更高利润,无可厚非。问题是我那个朋友真心觉得他欠了穷人,不捐好像良心过不去。人是观念的产物,在利他观念中浸大,成功者就会觉得亏欠失败者,失败者更认为均贫富天然正当,这些观念有助于收税和募款。

刚好想清楚上面这些事情,所以我反对朋友的捐款想法。觉得生意有危机,才会收缩阵线,增持现金。这些现金是企业的护城河,多多益善。捐掉只会增加风险。表面上利他,做了善事,若企业一口气喘不过来,挂掉了,员工失业,却害了更多人。

再后来一次聚会,席间还有另一些朋友,有人夸某企业家买书给员工。我这朋友一时兴起,对我说:我要给每一个员工送一套你的书!我很不领情地说:把生意做好吧,别想这些事。

反正每次见面,只要这朋友流露出“富了不好意思呀”,“得做点公益呀”之类的文艺青年抒情,我就泼冷水,然后唠叨“你富了也为别人创造财富呀”,“你创造了一千多个就业机会就是公益呀”,也不管他听不听得进去,反正猛做对冲。

他是商场老手,估计没我的意见,也迟早会看透利他陷阱。这也是从商的好处,你的某个想法让利润流失,风险加剧,你不想破产,就非改不可。我真希望更多人不受利他主义的蛊惑,早日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为自己创造财富,已经够了,已经在帮助他人;那些没提供任何产品和服务的机构和个人,无论有多少个影帝影后,无论宣传机器多大声,他们的利他,只是一个借口,掩盖的是诈骗、盗窃和抢劫的事实,相信他们,贫穷和不幸的结局难以避免。

对人性有一点承认,知道一点经济学常识,都不太好意思批评“利己”,于是,发展出了另一套宣传利他的话语:利己没错,可是利他总是更好一点吧?这“更好一点”的利他病菌,引发了集体主义癌症,越早杀死,肌体越健康。利他一分钱比绝不利他的人“更好一点”,利他一块钱好两点,利他一亿再好百倍,无私就是圣人,最终的结果还是证明“私”是恶。这样,他们将如愿以偿,又把人们带往大公无私的愚昧境地。

利他比起利己,不是“更好一点”,而是“更坏一点”。

生殖自由之后怎么办

今年让我最意外的是出台“单独二胎”政策。虽然离生殖自由还有很远的距离,但这个口子一松,两个孩子的家庭多了起来,能极大地反衬出强制一胎的不人道,这有助于人们更向往生殖自由。当然有必要强调一下,生殖自由并不等同于多生,也可以是不生和少生。

人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强行背离这点,就是把人置于奴役的状态,将面对源源不断的反抗,这是割裂人与人之间友爱合作的内耗,得到的只是仇恨和对立,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国家,损失财富与人才是必然的。

我的身体是我的,没人能管我的生殖器,没人能管我的生殖。写到这里,据我的网络经验,应该有人会抬杠:那强奸也行了?显然不行,因为强奸是侵犯另一个人的身体,正如你的身体是你的,他人的身体是他人的,你无权侵犯,否则就得获得代价。强制计生,某种程度类似于强奸,即侵犯他人的身体。但就是这种粗暴,也有许多自发的支持者,他们对别人的“超生”、“非婚生子”、“违反国家计生政策”充满了“义愤”,在他们眼里,有个统一的、必须得到批准的生殖国家标准。

支持强制计生的各种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明是不合理的,它在中国仍然有诸多拥趸,也不奇怪,人往往是偏见的产物,那十来年应试教育告诉你的教条,你可能会遵守一辈子。不停接受新知识,终生学习的人,少之又少,不能当成常态。我不得不喜欢这句话:新知的普及往往是因为固执于错误的人死光了。

人不是机器,一定服从定理,人也不总是做出理性的判断。只不过是非理性的选择被惩罚,有的破产,有的死亡,利益最后归于理性判断者。所以一项坏政策,人们会支持,呼吁给人给生殖自由,把每个人的身体还给每个人的好建议,也有人会条件反射地咒骂。除了述说自己的观点,其他只能等候时间与运气了。

但立场似乎站在强制计生这边的人,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我却觉得相当有道理,甚至比反计人士考虑得更远,这句话是:生可以,自己养!——这真是证明人只要从考量自己的利益出发,放弃伪善,是容易触及真理的。

在生殖自由上,人确实应该遵循“自己生,自己养”的原则,这契合“laissez-faire”,随他去,不管他,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现行的制度,有许多方面是替别人养孩子。比如义务教育制度,如果国家贴钱办教育,那么,孩子生得越多占的便宜越多,结果就是生得少的人替别人养孩子。反对强制计生的人,为了逻辑自洽,必然反对义务教育,也反对一切儿童福利。既该争取生殖自由,也该反对用生殖来谋取寄生特权。

取消所有儿童福利,那一个穷人生了很多孩子,养不活怎么办?还是“不管他”,他可以乞求他人的施舍,你同情心大发,尽管去帮他,但不能强迫别人同情他,更别呼吁政府用税收来帮助他。如果他养不活孩子,悲痛欲绝,那是他在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人没一点责任。旁观者也可因此调整自己的生殖选择:得吸取这个傻瓜的教训,养不活就先不生那么多。人的生殖,根本不需要政府强制,人会自我调节。一个人不介入他人的生活,看起来“冷血”,其实是最佳选择,一个人强大一点,或文章有些读者,或出入有几位随从,或长得帅,或钱多,也容易学会政府的坏习惯,喜欢去强制他人。

反对强制计生,还人以生殖自由。之后该干些什么?还是反对强制。当你看到童工时,不是让政府取缔童工,取缔了父母养不活孩子(甚至父母被抓去坐了牢),那么,其他纳税人就得替他养孩子;该做的,是维护雇佣童工的自由,对于贫穷家庭来说,孩子当务之急并非读书,而是赚钱养家。只有这样,这个家庭才对自己负责,没成为别人的负担。

当然,童工现在全世界都反对,至少装出反对的样子,有点“公共情怀”的人,更是视之为大恶,但只要你反对强制计生,是很容易走到接受童工结论。

人是观念的产物,我们接受了错误的观念,就会有糟糕的现实,伪善观念流行,伪君子就多;认可集体的目标高于个人,各类强制就进入家门,捏住鸡鸡,深达子宫。当更多人的接受应该还人以自由,让每个人自由掌控身体、自由掌控命运,那么,随着自由在每一个议题扩大其领地,强制就会逐渐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