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者暴政

(腾讯大家专栏)

艾力·贺佛尔(Eric Hoffer),1902年生于纽约,父母是法国移民,经历相当传奇,首先体现在视力上,五岁时他已能阅读德文与英文作品,七岁却莫名其妙地失明,十五岁时又莫名其妙地恢复视力,他因此陷于再次失明的恐惧,疯狂阅读。

十八岁时,当木匠的父亲去世,由于家境贫寒,木匠行会支付了葬礼费用,还给了孤身一人的贺佛尔300美元。这个爱读书的孩子,搭车去了洛杉矶,除了打打零工,醉心阅读十年。

或许看透了世事。他接下来试图自杀,不成,因为没勇气。于是下决定勇敢生活,成了在加州各地流浪的农场工人,干完活就在图书馆读书。四十岁时想参军,又不成,因为患了疝气,只好到旧金山当码头搬运工,此时开始写作。

九年后,这位年近五十的搬运工,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The True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立刻跻身为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这本书至今仍是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中文译名为《狂热分子》,我认为不太贴切,因为他只是客观描述人们如何成为群众运动的“真信者”。群众运动在现在及以后,都能找到这样的“真信者”。

1983年,他获颁总统自由勋章,此时,距他宣布退休并离开公共生活已经十多年,“不再写专栏,不再上电视,不再教学。我要回到自己的洞穴去——那个我起步的地方”在他那堆满书籍的“洞穴”里,他也许相当快乐吧。被荣誉最后打扰了一下的他,同年在旧金山去世。

除了书,好像他的身边没有出现他人。这或许与他处处流露出对人性的不信任有关。他借用拿破仑的话:“虚荣造就了革命,自由只不过是借口。”

虚荣心得到满足,尤其是精英的虚荣心,群众运动就不会发生了。在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成为政府公务员,失意的“意见领袖”极少。

出现大量的失意者,群众运动发生的可能就增大了。其中的领袖,往往是失意的文艺青年。以这些重要的纳粹人物为例,他们的文艺梦罗列如下:“希特勒,绘画和建筑;戈培尔,戏剧、小说和诗歌;罗森伯格,建筑和哲学;冯·席拉赫,诗歌;丰克,音乐;施特莱歇尔,绘画”,毫无例外,他们都没实现文艺梦,能量转移到了领导群众运动。贺佛尔认为,他们的文艺梦在内心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政治野心只是其次,文艺梦碎,是永远无法抚慰的失意。

成功的商人无法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的务实的优点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在当前的条件下,按照事物的规律认真事”,这话群众听来索然无味,他们喜欢失意文艺青年出身的领袖给他们的许诺:我将带你们去应许之地,我将让你们实现梦想。“逃离当下,逃离自身”才是失意群众的心理诉求。

群众运动最具吸引力之处在于,它暗示参与者可以迅速改变命运。这契合偷懒的人性,工作、节俭、积蓄,听起来都很辛苦,为自己负责即意味着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日常生活显得何等的乏味。德国青年加入纳粹冲锋队,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从自由选择中解脱!——群众运动就这样将失意者从“焦虑、荒芜和无意义的个人生活”中拯救出来。

这些“自我轻视”的人,在仇恨的引领下,迅速聚焦。因为“相爱的人多喜欢独处,只有我们生出恨意时,更愿意寻找同盟,更奇怪的是,当我们的恨意不那么正义和庄重时,寻找同盟的渴望却愈加强烈。这种非理性仇恨驱使我们和同类组成一个坚固的群体。”

失意的领袖找到失意的群众,平台搭建起来后,“自我牺牲”就成为可能。“真实与本能的自我,不会为天堂与人间的任何事物牺牲,只有当我们置身于某种舞台,像个演员一样,不再是真实的自我,此时,死亡就失去了它的恐怖,成为戏剧化的表演。”群众运动,可以方便地为每一个愿意“战斗至死”的人提供舞台。

失意的文艺青年,永远都有;失意或自认为失意的人群,永远都有,总有人成为领袖,也总有人在领袖的感召下走向自我牺牲。像纳粹的第三帝国一样极具杀伤力的群众运动,它的风险将长期伴随人类。在这点上,贺佛尔是悲观的,他认同帕斯卡的判断:“本质上,所有人都互相憎恶,爱与慈善,只是表象与假象,在他们内心深处,只有恨。”

失意的暴政,可能以各种名义回归,飓风一般扫荡美丽的世界,但通过贺佛尔的分析,你有了预知风暴的能力,或许,能逃过一命,至少,不会放纵自己的恨意,成为暴政中的一员。坚持当一个个人主义者,像贺佛尔那样自食其力,多阅读,多思考,远离群众运动是不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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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岳为你邮箱:lianyue4u@163.com

配图:Thomas Chambers. Felucca off Gibral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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