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疫苗

Joaquín Sorolla | Children on the seashore

这几天,问题疫苗引发家长们的愤怒与恐慌,完全可以理解,即使自己是疫苗专家,孩子摊上这种倒霉事,也难免会紧张。

也支持对肇事厂家的追责,如果犯错的成本太低,甚至犯错者得到保护,问题不容易得到纠正。大家应该还记得不久前的谭秦东医生,因为科普了某药酒的危害,被抓起来关,直到舆论发酵,才放出来,最后还要道歉。

不宜以圣人的标准苛求受害者和批评者。在问题疫苗事件中,批评家长们反应过度、无知、小题大做,我想,都不太像是正常人的反应。

专业人士,客观告诉人们自己的专业认知,是其专业的体现。我觉得丁香医生的回答挺好:

看完的家长,很多会松一口气,问题疫苗,听起来很恐怖,但实际上危害不大,后果可控,倒霉打了这些问题疫苗的孩子,家长询问一下医生是否要补种即可。

但家长们不松一口气,继续担心也有道理:似乎疫苗风波不断,这能不能是最后一起?

我的答案是,不能。

绝大多数人开出的药方是应该加强监管,以为这样就能杜绝问题。

其实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被判死刑,2007年7月10日被执行死刑,不能说不严厉吧?结果是11年后,我们照样要面临问题疫苗。

如果监管能杜绝问题,世界上早没了问题。

张维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研究了85个国家,管制跟市场指标的比较,他们发现了什么?从企业遵从国际质量标准的程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管制越严重,审批程序越多,企业反而越不遵守国际质量标准。他们还发现,随着审批程序的增多,污染并没有减少,中毒事件发生的概率在上升,地下经济、地下就业的比例在增加,但是企业的盈利并不增加。”

监管其实制造了问题。这可能大大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正规做事、老老实实的药企,可能并不精通贿赂,它们的好药在审批流程中慢慢熬,拿不到许可也有可能。而只想做假药来黑钱的人,却是贿赂专家,郑筱萸位高权重,更是专业人士,也能攻下。

药品事关人命,我们认为负责监管的官员就必然有良心,这可能是犯了无药可救的良心幼稚病。

自由选择能够最大幅度地降低问题。

当然,在目前情况下,许多疫苗是强制接种,打不打已经没得选,不打,孩子都会被幼儿园、小学拒收,被整个体系惩罚。

但是,疫苗也没得选,就比较古怪了。家长发现,你从自己的专业和经济实力出发,买个美誉度更高的疫苗,面临的窘境是,无人愿意给你打,打了也不记录到儿童接种记录中,这种选择权其实被剥夺,要打只能打政府统一采购的疫苗,一错就全错,风险极度放大。

理性的人,都会关心自己的身体,也不可能去损害孩子的健康,当他们发现好疫苗时,他们不仅不会排斥,反而会竭尽全力获得。正如原来很多家长带着女儿去香港打HPV疫苗(即宫颈癌疫苗),劳民伤财,就是因为中国大陆买不到打不到这先进的疫苗,因为没批。你说,谁更重视自己的健康?还好,在压力下,最近加快了这类疫苗的审批,人们多了选择权。

很遗憾,得出一个让你无法一劳永逸的结论:呼唤监管,解决不了问题,你孩子的健康,自己能够选择更重要。

事实上,孩子的健康,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好的家庭卫生与环境卫生,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从1911年到1935年,美国传染病导致儿童死亡的四个主要原因是白喉、百日咳、猩红热和麻疹。然而,到1945年,这些原因造成的综合死亡率,在实施大规模免疫计划之前,就已经下降了95%。这符合理性乐观派的观察,经济进步是最好的疫苗。

我想,家长提升自己的经济水平,搞好家里和孩子的卫生,这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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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没有痛感的人,没有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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