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谁的意见?

连岳文章
Henri Matisse,dance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人一生都要变,不变了就是死人。
在变化中生存,在生存中变化。这是进化论的命令。人的本能不喜欢变化,变化意味着未知与恐惧。但不管你喜不喜,变化总在发生,所以,早点接受、并且喜欢变化,是更优策略。
一个人的经验、知识与时间都极有限,可是面临的变化又是无限的。仅以个人的力量迎接变化,力量就很悬殊,犯错的成本过高。重大决策,犯一次错,或可弥补,两次,命运可能帮你,三次,你也许走运,四次五次,此生就交代了。
但人有学习能力,能够借助所有其他人的知识应对变化,这可让善听意见的人面对变化时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不必害怕变化。
善听意见,关键在于善,要建立一个甄别机制,他人的意见对你同等重要,那你就是风中黄叶,尽日飞舞,忙得很,却没有自己的方向与生命。善听意见,就是要忽视那些噪音意见,留下有价值的意见,像一棵大树,风吹不走,却要顺从阳光的指示。
我最喜欢谁的意见?那些我尊重的企业家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意见成本很高,花了许多钱试错出来的,他们也通过自己的作为,自己的企业,改善了自己、他人与世界。
像任正非、曹德旺、马云,他们说什么我都会认真听听,不会同意全部,但即使不同意,我也额外多花点时间想想,因为他们的错误也更有价值——他们力量这么大都免不了的错,更值得提防。感谢这三位企业家话比较多,愿意发表意见,不怕被骂。当然我不是认为企业一定要话多,马化腾就安静,也很酷,我们也多少能知道他是怎么管理企业、应对变化与危机的。
美国去年恶整华为以来,让我有机会观察中国一些媒体与意见领袖的态度(有一些我原来很尊重),很失望。美国人至今都还没拿出证据,他们第一时间给华为定罪了:你没错,美国政府怎么会抓你?而之后一起劳资纠纷引发的判决,舆论的洪水似乎非得把华为搞垮不可,立论基础是:你肯定错了,然后借中国政府搞人。对一家中国杰出企业如此不公正,这些人挥霍了自己的道义资源。
特朗普是个精明顽强的战士,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也可以挥霍掉美国的道义资源,比如他和他的高官,近来特意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这不是他们蠢,没有基本的求真和科学精神,而是为了迎合选民,只要能得到选票,污名化中国与武汉又有什么关系?
特朗普如果多听听美国杰出企业家的意见,他应该可以守住不伤害无辜的基本道义。美国的许多企业家,对中国长期持友好态度,他们更理解中国人创造经济奇迹的不容易,也知道冲突与纠纷,唯有互利共赢可以解决。美国历史上多位总统都选择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当他们的好朋友,爱好和平的卡内基也多次化解美国总统想动武的冲动。
卡内基的自传,我经常翻一翻,在里面找意见。他可能是最典型的企业家,8岁时,就下决心长大后要拯救贫穷的家庭,10岁开始打杂,有了收入,满心喜悦可以成为父母的帮手,13岁和走投无路的父母从苏格兰移民美国,从此开始正式工作,66岁时将钢铁帝国出售给摩根财团。他没有任何资本,从最低层的职位开始,迅速升迁,不停得到机会与提携,就在于他总是尽力把事情做好,喜欢困难与变化,它们提示他需要掌握新技能,开拓新视野,然后他就学习、掌握,企业版图就随着他遇到的困难一步步扩大。
遇到问题,逃避、甩锅或冲突,都不是他的选项,他在原则上毫不退让,但总是在想怎么为对方创造利益、怎么提携有为之人、怎么回报这个世界。出售企业获得巨款财富之后,卡内基人生最后的岁月,完成了他最艰苦的工作,将这些财富合理地、高效地回馈给世界。他认为纵容懒惰与恶习的慈善是有罪的,那样不如把钱扔了,慈善应该帮助那些自助者,那些努力了却受命运无情打击的不幸者,而不应给堕落者一美元。
他讴歌个人主义、进化与竞争,赞同财富应该也必然聚集到优胜者手中。他又进入无我境界,认为财富交给他,只不过是看中他更有能力分配财富,自己有义务在死之前为公众处置好这些财富。他最早开始慈善事业时,曾想向自己的发家地匹兹堡捐赠图书馆与礼堂,但是匹兹堡拒绝了。官员与议员们后来觉得没面子,又请卡内基重新捐赠,卡内基同意了,而且把捐赠额提高了4倍。
他的好朋友,哲学家斯宾塞理解不了,认为他应该拒绝,匹兹堡配不上他。卡内基说,如果我只是为了收获感恩戴德,我确实会生气,可我的捐赠只是为了匹兹堡人的福祉,为了感谢我在这里致富,原先的怀疑与拒绝只会促使我更坚定的捐赠,为此地种下善良的种子。
我们的一生,有这样的企业家指导,就能少走很多弯路,能克服更多困难,也能更公正、更高尚、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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