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投资中国的最本质问题

连岳文章
赵佶,瑞鹤图
投资是人一生必须做的事,但是正确的投资方法又很难得,有时面临艰难的自我更新。
投资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买股票买房子,虽然它们是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投资包括如何安全、富足地度过这一生。从狭义到广义的投资,都不得不解决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我们所处的系统长久来看,是否安全?
一家公司,长久来看不安全,那短期有再多利好,也不值得买。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判断一个国家。在一个国家投资,小到股票房子,大到托付一生与子孙,它长久的安全性如何,就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且必须得出答案。
中国长久安全吗?这十来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买中国的股票与房子,也没有移民计划,从行动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但在思想上逐渐肯定,是近几年的事,没错,中国长久是安全的,中国的体制与美国的体制不同,但这个体制是健康的,不必变成美国的体制。这与流行的观念相背,70后之前的中国人,美国标准就是好,几乎成为一种信仰,凡与美国一样的,就是对的,凡与美国不同的,就是错的。中国的体制没有变成美国的体制,那就是有原罪的。这可以省却思维之苦,也方便当批评家,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与事实明显冲突,中国10多亿人的巨大体量,这40多年来的经济奇迹,也是人类发展奇迹,就是在中国体制下完成的,它不仅不必变成美国,甚至可能是更能发挥出市场机制的。当然,美国标准派也可以一句话就否定掉:只要不变成美国,中国当下怎么好,也迟早会崩溃。
对同一件事,不同的理念得出相反的理解。一年多以来,华为事件,香港事件直至疫情,我的理解都与美国标准不同。
美国打压华为。美国标准认为华为一定有错,不然美国为什么打你?我则认为,美国政府是反市场的最大力量。华为是中国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是民营企业目光长远,追求技术创新的典范,也是中国的骄傲,它的错就是中国第一次有重量级的技术公司真正领先于美国。
香港事件。美国标准认为这是反抗邪恶体制的美丽风景线。我则认为,这是一座城市愚蠢的自毁,所谓的自由,并没有让此地人民变得理性而务实,反而从贩夫走卒到大亨巨贾,简陋得只剩下盲目的仇恨和空洞的口号。
而防疫。美国体制下,政客作秀、推诿、无能,民众愚昧、反智、无能,终于溃败,无法可想。而这在美国标准看来,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解释为更科学,更高级。中国的防疫,如此成功,可是,只要敢否定中国的防疫,无知、虚伪、臆想的人,一度也被吹捧成圣母。
这些事件,长久以后看,都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事。美国标准可以假装看不到,继续当轻松的批评家。但是投资者,愿意认真生活的人,却必须看到,必须尊重事实与真理,否则,投资不可能理性,最后输的是自己。
我一度觉得自己孤单,当然,这没什么可怕,生活是自己的,他人怎么看不重要。但是看完李录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觉得不孤单了。
李录是成功而独特的投资者。他是中国的精英,到美国成长为投资精英。他因巴菲特的启发步入价值投资之路。他深得自己的偶像芒格的信任,芒格甚至将自己的家族基金交给他管理。
如果你看过芒格的《穷查理宝典》,将发现《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很熟悉,毕竟价值投资理念一脉相承。李录此书的最主要的价值并不在此,而是回答了芒格与巴菲特都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两位老人家不止一次说中国好,但怎么好,对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更了解的李录才知道。
李录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不认同国际上流行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的观念,认为政治民主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成功是反例。政治民主并不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中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摸索出唯才是举的贤能制度,社会动员能力极强,一直处于领先。这成功几乎成为包袱,在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这阶段开始落后。1840鸦片战争,中西碰撞,中国落败。此后100多年,一直摸索道路,不停试错,一直到邓小平时代来临,中国终于找到自己的道路,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将农业文明形成的唯才是举的贤能制,通过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三合一市场机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密切合作,中央政府制定战略,提供资源,调节经济。地方政府互相竞争,形成“公司式地方政府”,为企业更好地提供总部式服务,从土地、劳力与制度,竭尽全力帮助企业落地与发展。作为回报,企业只需抓牢市场机遇,提供就业机会,贡献GDP与税收。这机制将中国人的力量与潜力尽情释放。
这40年的成就,是之前100多年摸索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它不可能放弃,也不会变成美国。文明与现代化的条件是市场与技术创新,中国现在的体制,比美国体制更爱市场与技术创新。在接下来的政府间竞争中,中国体制不会输,中国不仅不会崩溃,反而是更安全的,更有投资价值的。
每一个投资者,每一个认真思考中国未来的人,都应该读一读李录的这本书,认真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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